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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超大城市治理的“成都之解”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成都常住人口和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城市治理的复合性和庞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挑战早已超出传统认知和既有经验,社会系统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提高了城市治理的难度。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和极端自然灾害日益频发,深刻改变了社会对传统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知,促使我们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城市治理的路径机制,持续推动治理架构适应性重塑、治理闭环全链条优化,全面提升超大城市现代治理水平和效能。

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

九龙治水到一元统领

只有把遵循党的执政规律与社会治理规律结合起来,推动力量统筹、职责统筹、资源统筹、政策统筹,才能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中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系统跃升

面对加强党的领导的责任之问,积极探索权责一致与职能整合高效协同的城市治理新体制,加快实现由“九龙治水”向“一元统领”的根本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为破解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权责失衡、资源分散等机制弊端,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从增强党的统揽统筹力、资源整合力出发,对基层治理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重塑和整体性设计,构建起体现新时代要求、富有创造活力和现代化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着眼存量激活推动体系重构。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核心地位,在动态变化中厘清基层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创新设立市县两级党委序列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健全市县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完善社区发展领导小组和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等制度,形成了超大城市治理的“成都之解”。

着眼增量拓展推动模式重构。建立社治综治工作联动、问题联解、绩效联评机制,构建社区发展治理强基础、优服务、惠民生的高线,筑牢社会综合治理防风险、促法治、保平安的底线,以街镇为单元推进基层“一支队伍统管、一张网格统揽、一个平台统调、一套机制统筹”,城市治理效能全方位提升。

着眼力量整合推动格局重构。积极推动镇(街道)、村(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在村(社区)、居民小区推广“五线工作法”“五步工作法”,探索形成社区发现需求、社会组织开发项目、社工提供专业服务的“三社联动”机制,构建起组织化治理载体及专业化协作网络,实现治理模式向合作参与型转变。

着眼变量转化推动流程重构。探索“社区发现、街道呼叫、集中派单、协同整治”机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迅速将四级响应体系转化为立体化网格式作战系统,精准将每一条疫情防控指令快速传递到社区和小区(院落),为争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动权、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防线赢得了宝贵时间。

实践证明,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只有把遵循党的执政规律与社会治理规律结合起来,推动力量统筹、职责统筹、资源统筹、政策统筹,才能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中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系统跃升。

积极推进城市转型突围

单向割裂到同向发力

科学发展与高效治理具有内在的价值同构性,就发展抓发展是缘木求鱼,就治理抓治理是无本之木,必须把发展与治理并行摆位统筹推进

面对城市转型突围的时代之问,积极探索科学发展与有效治理良性互动的城市治理新格局,加快实现由“单向割裂”向“同向发力”的根本性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高速发展,成都城市空间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正处于城市能级跃升期、空间形态塑造期、动力转换关键期、人口结构优化期、宜居生活提升期、现代治理攻坚期。受传统GDP崇拜、工业化逻辑影响,城市发展治理相互背离、相互错位,导致发展边际效益递减、治理难度日益加大、市民感受明显减弱,迫切需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重新考量城市发展治理相融互促的路径选择,重新定义城市发展治理同频共振的实践机制,推动城市在更高层次上行稳致远。为此,成都积极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推动城市发展提质升位与治理增效赋能双向联动,努力探索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符合特大城市治理规律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路。

坚持以系统思维增强统筹力。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推动城市有机更新、优化城镇社区功能品质,实施林盘保护修复、改善乡村社区风貌环境,深化产业功能区建设、打造新型产业社区业态形态,重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市能级位势提升、功能品质改善、新旧动能转换。

坚持以场景理念增强穿透力。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提升等“五大行动”,在城市基本单元、微观场域叠加生态体验、文化创意、生活美学、体育运动等新兴功能,重塑创业服务和生活服务兼容的空间形态,推动治理空间活化成为新场景的价值增值地、新经济的成长发育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释放地。

坚持以市场逻辑增强聚合力。运用政策激励的方法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参与城市治理,积极培育社区企业、社区基金等市场化主体力量,探索形成股份合作、项目分成等利益联结模式,引导居民自组织向功能型社会组织转化,建立社会企业评审认定制度,全市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达到1.1万余家。

坚持以专业运作增强引领力。出台全国首个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首部地方性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制定社区综合体服务、社区微更新、人居环境营建等导则,编制市县两级社区发展规划和新型产业社区、国际化社区等8个分项规划,创新建立《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基本标准》,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了实践范例。

实践证明,科学发展与高效治理具有内在的价值同构性,就发展抓发展是缘木求鱼,就治理抓治理是无本之木,必须把发展与治理并行摆位统筹推进,坚持以高效能治理服务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让现代城市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宏大叙事到人文尺度

通过持续创造更具品质感吸引力的公共服务,加快形成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共同富裕幸福图景

面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之问,积极探索共建共享与服务提升协同联动的城市治理新路径,加快实现由“宏大叙事”向“人文尺度”的根本性转变。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只有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全力以赴供给优质服务、推动共建共享,才能汇聚起共建美丽城市、共创美好生活的磅礴伟力。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市民需求正从基本生存型向自主发展型转变、从物质富足向精神愉悦拓展,更加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全面发展,更加追求情感寄托和归属认同,市委深刻把握超大城市市民需求的趋势性变化,从人本体验出发作出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让广大市民和市场主体共享城市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境界。

积极推进生态惠民。以青山为底、绿道为轴、江河为脉,拉开“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组团式”空间骨架,变龙泉山自然屏障为城市中央公园,规划建设1.69万公里绿道体系,形成“绿道蓝网、水城相融、清新明亮”的城市生态格局,让绿色生态成为城市最优质的资产和最普惠的民生。

积极推进服务便民。大力实施公共服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和“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完善多元主体服务供给机制,组建教育、医疗、体育、绿道、益民五大民生投资集团,形成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引领、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供给新格局,公共服务评价指数居全国第三。

积极推进社区利民。以社区为中心,科学研判人口结构、消费习惯、生活特性,合理确定服务人口规模和服务保障半径,加快打造多元化社区商业消费新场景和基本公共服务场景,构筑15分钟步行和骑行可达的社区生活服务圈,推动生活便民服务全覆盖。

积极推进文化乐民。围绕天府文化凝练精神内核,以“八街九坊十景”和锦江公园、天府艺术公园等重大项目为支撑,持续有效延续历史文脉,擦亮“三城三都”品牌,推动天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构筑以文化人、以德润城的精神家园,弘扬天府文化成为提升成都人民生活品质和精彩程度的重要途径。

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坚持和深化,也是人民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达,必须坚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通过持续创造更具品质感吸引力的公共服务,加快形成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共同富裕幸福图景。

统筹兼顾城市发展与安全

城市安全到安全城市

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构建完善弹性适应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灵敏高效应急能力体系、社会风险全周期防控体系,加快形成安全韧性的城市现代化治理范式

面对统筹发展安全的实践之问,积极探索稳定秩序与激发活力辩证统一的城市治理新方式,加快实现由“城市安全”向“安全城市”的根本性转变。秩序与活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永恒动力,是社会发展治理追求的永恒主题;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底线,事关民生福祉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随着成都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跃升,城市治理和城市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倒逼我们牢固树立城市大安全观,正确处理宽与严、疏与堵、增与减的关系,统筹防风险、保稳定、促发展,不断推动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秩序与活力融合共生,促进城市安全、社会安定、市民安宁,连续三度蝉联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坚固安全设施“韧带”。推动韧性标准融入城市规划体系,系统整合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加强地下空间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建设利用,推进海绵城市和综合管廊建设,城市重要建筑和生命线系统等关键设施设防标准不断提高,城市功能韧性、系统韧性持续增强。

拉开风险防控“骨架”。集中开展重大风险、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信访问题“三张清单”清理,持续推进城中村全面改造、老旧场镇整治、化工企业隐患整治、散乱污企业动态调迁、建设工地安全环境综合整治等10个重点领域集中整治攻坚,初步构建了“五位一体”社会稳定风险防控体系。

丰富应急防范“神经”。积极开展综合风险普查和城市安全评估,创新应急物资和粮食、能源、药品等供应保障机制,提升市域和跨区域应急管理协作能力,逐步构建起适应超大城市发展、“全灾种、大应急”的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应急指挥、组织动员、重建恢复体系。

畅通灾害治理“经脉”。以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为切入,全面获取市域内主要灾害致灾因子、承灾体、抗灾能力,编制主要灾种、综合风险、灾害防治“三大区划”,实施灾害救援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基本构建城市防洪减灾救灾体系。

实践证明,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底线,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市场化、竞争化的发展大潮中,像成都这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如何从根本上确保城市的安全运行,让市民的财产和生命不受损失,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构建完善弹性适应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灵敏高效应急能力体系、社会风险全周期防控体系,加快形成安全韧性的城市现代化治理范式。

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

传统治理到整体智治

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让科技力量刻入城市基因,不断在智能化智慧化的蝶变中展现超大城市现代化的魅力风采

面对技术变革突破的未来之问,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和能力提升相互支撑的城市治理新体系,加快实现由“传统治理”向“整体智治”的根本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市委立足推动超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市民诉求“一键回应”、风险防控“一体联动”,推动智慧城市发展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社会治理方式从数字化走向智慧化。

突出高位集成提升系统性。一体化推动城市治理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健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推进机制,迭代完善“城市大脑”信息系统,统筹推进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政府建设,成功入选首批智慧城市国际标准试点城市,政府透明度指数位列全国第四。

突出多元服务提升便捷性。以市场主体和市民获得感为重要评价标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培育塑造出“蓉易办”“天府市民云”智能化服务品牌,政务服务审批事项实现100%网上可办、100%最多跑一次。

突出立体感知提升灵敏性。强化城市各类运行系统互联互通,推进“四网一圈”新型基础设施,构建经济运行、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城市治理领域智慧化应用体系,建立完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运行体系,打造统一城市运行视图,“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逐步成型成势。

突出精细治理提升延展性。聚焦管人、管物、管事、管运行,做细城市治理“神经末梢”,建成城市安全和应急管理大数据平台,健全“应急一张图”和防汛、地震、安全生产专题图层,创新一网归集、精准研判、智能智慧的市民诉求响应处置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更加有序、更富活力、更可持续。

实践证明,新一轮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发展浪潮是推动城市治理方式和能力深层次变革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引领城市朝着更加智慧、更高层次、更具未来感的方向大跨步迈进,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让科技力量刻入城市基因,不断在智能化智慧化的蝶变中展现超大城市现代化的魅力风采。

(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郑鉴洋,中共成都市委政研室综合处处长;课题组成员:中共成都市委政研室综合处白飞、刘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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